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是后来者,风险低、收益大的地区和领域,往往已被工业化国家的企业、资本捷足先得,这在客观上迫使中国企业、个人另辟蹊径,“人弃我取”,在诸如战后伊拉克、阿富汗、南北苏丹、埃塞俄比亚欧加登、尼日尔河三角洲等他人不愿插足或撤出的地方开拓。这些地方往往是机遇多、风险也大,部族、宗教、政治、经济、城乡、贫富,各种矛盾错综复杂,交织缠绕,在这些地方加大“进入”力度,相应就会增加许多风险。上世纪90年代,中国国企利用各国对苏丹投资风险顾虑重重、犹豫不决之际,在当地获得投资成功,2003年后的伊拉克石油领域,中国国企又复制了这种“富贵险中求”式的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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